原创 王雨辰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03-31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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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年第3期
[摘 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实现的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既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结和反思，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其革命性变革和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环境正义”原则为基础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以“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取向，强调社会建设的“环境民生论”；以“两山论”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当代价值在于其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美丽中国建设，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又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人类生态文明思想 美丽中国建设 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生态文明思想根源于人类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广泛地存在于中、西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1949年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发表了《沙乡年鉴》，在后来发展成为包括生态中心论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人类中心论的“浅绿”生态思潮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批判了工业文明对人类造成的生态创伤，并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问题展开了系统的探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吸收人类以往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智慧的积极成果，展开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对人类生态文明理论革命的结果。揭示这一革命的过程与实质，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质，而且有利于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既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生态转向反思和发展的结果，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总结的结果，上述两个维度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人类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历史逻辑。
从习近平对人类文明生态转向的反思的维度看，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和历史思维为基础，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命题。他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1](P2)另一方面在肯定工业文明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创伤，要求摒弃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建设地球美丽家园。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文明之前，虽然也存在着生态环境问题，但是这种生态环境问题还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由于发展目的、发展方式的缺陷和科学技术的滥用，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人类对工业文明展开了反思，并在西方世界出现了各种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这些生态思潮和生态运动尽管观点各异，但其共同点是要求人们认识到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与有限性，认识到人类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律，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存在物，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有机联系的关系，应当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既实现当代人的需要，也充分考虑后代人的需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上述认识，联合国成立了处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专门机构，先后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并在1987年完成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这种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生态转向。习近平正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这一总体视角下，既反思了生态环境的兴衰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又反思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创伤。一方面，习近平强调人类文明的兴衰取决于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正是由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灿烂的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巴比伦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但是由于人类对生态环境使用超过了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也造成了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巴比伦文明和我国楼兰文明的先后衰落。人类文明发展的正反经验，要求我们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习近平还进一步反思了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生态创伤。习近平认为西方工业文明在以追求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增长第一”的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但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2](P19)面对这种发展的后果，人们相继提出了人与客观世界相协调的发展观、重视人的精神需要的发展观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等，上述发展观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上述“发展理论还是不系统的、不完善的，有许多是基于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提出的，并没有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要求”，[2](P20)并明确指出其发展观都不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发展，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益为目的的发展，不仅只能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的发展格局，而且由于实现这种发展采取的主要是以劳动要素投入型的发展方式，“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3](P360)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生态创伤和“在人类发展史上特别是工业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事件，酿成惨痛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不能再在我们手上重犯!”[4](P13-14)这就要求我们再也不能走西方现代化发展的老路，必须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
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总结的维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历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并使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换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并没有改变我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这就决定了发展依然是党执政的第一要务。只不过这里所追求的发展不再是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而应该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为主要内容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进一步从两个维度论述了为什么要追求和实现这种高质量发展。一个是从粗放型发展方式受生态资源制约的维度论述了转换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习近平肯定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使我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的伟大意义的同时，也指出这种发展的特点是经济规模大而不强、经济发展速度快而不优、经济结构畸形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意味着这种粗放型发展方式受生态资源的制约既难以为继和不可持续，也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另一个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执政目的的维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就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在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的同时，通过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因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P8)对于如何实现这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习近平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目的的维度作了论述。从发展理念转换的维度看，习近平始终强调应当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GDP增长的传统发展观，反复强调再也不能以GDP增长论英雄，应当建立环境责任终生追究制度，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从发展方式转换的维度看，应当摈弃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代之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发展方式；从发展的目的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树立环境民生论和重点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放在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上。
只有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生态转向的总体视角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所面临的问题，才能把握习近平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革命性变革的历史逻辑。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基础，通过超越西方生态文明思想，并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改造的结果，实现了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革命的理论逻辑，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9年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发表的《沙乡年鉴》一书从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出发，要求人类放弃仅仅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看待自然的做法和征服者的地位，把自己看作是生态系统普通的一员，平等地对待生态系统其他成员，以保证地球生态共同体的稳定与和谐，并根据伦理关系在人类之间不断拓展的历史，要求把伦理关系拓展到人类与大地之间，形成了他的“大地伦理学”。“大地伦理学”这种利用生态整体性规律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做法为罗尔斯顿、奈斯等人所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西方生态中心论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科学技术的运用，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用“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代替人类中心价值观，拒绝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对“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批评的回应与反思形成了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生态思潮。它们在批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混淆“存在与价值”“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贬损人类的价值和尊严的同时，认为其理论不仅无法保证科学的严密性和普遍性，而且具有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反主体主义、反科学技术和反物质主义等后现代性质，并强调任何物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目的是捍卫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既不可能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也不应当脱离科学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但它们也批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为人类是宇宙的中心和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要得到满足的观点，本质上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专制主义”，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深绿”生态文明理论的失误就在于把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批评拓展到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的否定，并认为只需要把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正为基于人类保护生态的责任和义务，满足人的理性需要和保证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可以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
我们可以把上述生态思潮的争论及其本质归结为如下三点：第一，“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尽管二者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其共同点是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所不同的是“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是以贬损人的价值尊严的方式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浅绿”生态思潮则是把资本的利益置于生态和谐之上，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各执一端使得它们都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第二，在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深绿”生态文明理论看到了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和对经济增长的无限追求强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由于其理论的后现代性质使它们又走向了否定科学技术本身和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放弃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浅绿”生态思潮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保护资本主义在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因此它们所理解的科学技术就是建立在资本追求利润基础上的技术理性，它们所理解的经济增长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目的的经济增长，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经济增长。第三，在理论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上，“深绿”生态文明理论秉承的是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它们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建立在否定科学技术和发展基础上的，这与它们处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漠视发展中国家要求通过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解决贫困和生存问题，漠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密切相关；“浅绿”生态思潮秉承的是现代主义的研究范式，其追求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是为了服从资本利益，这就意味着在资本的利润动机的支配下，生态危机不仅无法得到解决，而且会进一步强化。上述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的共性是看不到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并要求所有人承担由资本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秉承的是一种有违环境正义和维系资本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质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超越了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而且也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展开了创造性转换。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特点是坚持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坚持中庸之道与“持中贵和”追求的“和”的文化价值观，坚持“民胞物与”、万物平等和泛爱万物的生态价值观，主张节俭和“道法自然”的取之有时和取之有道的生活观。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要求人类应当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要求人类应当平等地对待万物和树立节制欲望的简朴的生活观，这些生态智慧对于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过度张扬，限制技术的过度使用和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的论断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持中贵和”的文化价值观相结合形成了以“环境正义”价值取向为基础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为基础，提出了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生态文明建设人民自觉参与论和“环境民生论”的命题；批判了“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提出了“两山论”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通过实现绿色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只有一个人类地球和建设人类美丽家园出发，既强调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每个民族国家都应当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环境正义”原则和价值取向为基础，要求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环境权和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消除贫困的愿望，实现全球共同繁荣发展，形成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论”。正是通过上述五点理论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当代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回答为什么和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问题，探讨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三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创新和革命变革的。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本体论是建立在“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三个全新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三个全新概念表达的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转换的有机统一的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这三个概念又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的。习近平反复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的重要性，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1](P3)所谓“生命共同体”就是指“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3](P363)“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概念侧重于强调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重要性；“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侧重点是强调应当把人类的活动限制在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建构地球生态共同体。这三个概念是各有侧重和层层递进的关系，这体现为从强调对最普遍的本体论概念的肯定到强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再到如何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其共同的价值指向是要在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有机联系的基础上，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为指导，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这三个概念既吸收了西方生态哲学、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所坚持的有机论和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又摒弃了其割裂自然观和历史观内在统一和在人类和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的缺陷，既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改造和利用自然，又强调人类的实践行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保持对自然的敬畏，才能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同时，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5]
第二，强调“和”的生态价值观是人类生态思想的共同点。但是不同的生态思想对“和”的内涵的理解是存在差别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和”的生态价值观的内涵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浅绿”生态思潮是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和”的生态价值观的内涵理解为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但由于“浅绿”生态思潮本质上是一种追求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在资本的利润动机的支配下，不仅无法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且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对立的结局；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突出特点是以“天人合一”的观念为基础，坚持“贵和持中”与“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价值观，使得“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自然与社会的和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2](P296)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了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和对自然应当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重要性。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批判地吸收了上述生态理论的“和”的文化价值观的积极成果，形成了包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在内的四重含义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强调应当坚持“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观念，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只有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保障环境受损人的权利，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实现环境正义，才能建立一个各得其所和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和谐社会；在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强调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的重要性，也强调形成节俭、低碳消费的绿色生存方式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要强化公民环境意识，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推动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1](P176)只有形成这种绿色生活方式，才能避免人的身心被消费主义价值观所支配，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的和谐共同发展；在处理民族国家生态利益关系问题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反对使用零和博弈的对抗性方法，主张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按照平等协商的方式和“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合理协调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实现民族国家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消除贫困、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和全球环境治理的共赢。
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和群众史观，提出了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生态文明建设人民自觉行动论，和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环境民生论”的生态文明建设归宿论，超越了“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既不可能把人民群众看成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也不可能从社会关系建设入手展开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无法把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定位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和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必然把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看作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并把以民生问题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初心使命，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取向，决定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最终形成了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体系、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与人民群众积极主动行动的“上下联动”的协同机制，不仅克服了西方生态治理模式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规划和人民群众被动参与的缺陷，极大地提升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效能，而且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目的的“环境民生论”，把人民群众是否有获得感、幸福感作为判断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标准，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的特征。
第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克服了“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在看待发展以及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问题上的缺陷。在如何看待发展问题上，“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求生存的发展权利，认为发展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把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浅绿”生态思潮虽然赞同技术的运用和发展，但它们所说的“发展”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通过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看作是党执政的第一要务，强调发展应当解决好“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2](P22)四个基本问题。对于什么是发展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浅绿”生态思潮所追求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的发展称为“假发展”，把“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称为“真发展”；对于为什么要发展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但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通过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于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应当摈弃以劳动要素型投入为主，造成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而应当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践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对于如何评价发展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实现了协调和共享发展看作是评价发展的根本尺度，辩证地处理了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并把实现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着力解决如何协调不同民族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任务和促进全球环境治理的关系的问题。“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秉承维护资本和中产阶级利益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理论，不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消除贫困和追求生存的绿色低碳发展的理论指导。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反复强调西方的发展理论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不完善的理论，并力图以解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建构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主要体现在习近平一方面反复强调离开经济发展谈论生态文明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必然使生态文明建设流于空谈。同时又强调这里所追求的发展，既不是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单纯追求发展的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发展，也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带来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而应当是质量和效益辩证统一，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的绿色低碳发展；另一方面，他又立足于历史思维与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强调应当在实现国际政治经济民主化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厘清当代生态危机的责任和根据民族国家发展程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按照“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正义原则展开全球环境治理。也就是说，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3](P364)保护人类地球家园和建设美丽世界是民族国家的共同责任；但是全球环境治理既要考虑造成生态问题的责任和民族国家发展的程度，使民族国家合理地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又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是如何通过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和消除贫困的任务，这就要求发达国家在尊重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境治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把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促进全球环境治理和全球共同繁荣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论”既充满了人类情怀，又充满了对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和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捍卫，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考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任务是要从根本上实现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换，并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要实现这一奋斗目标的关键就是通过如何转换发展方式解决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在自然资源的约束下难以为继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协调和绿色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树立“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取向，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的指导下，践行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和生态生产力观，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现代化，必将推进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深入和美丽中国建设。第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必然带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创新，并由此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应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位置，明确了不同于西方的片面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6](P474)并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7](P14)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又给那些后发国家提供了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选择。第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的总体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系统反思和总结的成果。无论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还是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历史视野，总结、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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