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家“以本为本”的教育方略，我院社会学系开展了“群学与生活”社科经典读书会系列活动。读书会致力于切实增强师生之间的学术互动与人文交流，提升本科生的文献阅读与批判性思维能力，亦是深入推进“以学生为中心”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举措。

第一期：《生育制度》与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①

作者：林梅芳

 人口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净增长48万人，较上年少出生138万人，人口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等问题再一次掀起热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人口发展就更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任泽平、熊柴、周哲的《中国生育报告》提出生育意愿是预测生育行为的最好方式，已有对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中，主要聚焦了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张纯元指出了市场经济的参与程度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生育率的下降，王慧君指出女性的生育选择受工作压力的制约和单位制度文化的影响，楚军红、穆光宗等则认为生育性别偏好会影响生育选择空间。

 探讨生育意愿差异性受何种因素的影响，不能略过《生育制度》。《生育制度》一书论述了从生育到继替的过程中，婚姻何以确立，双系抚育以及社会结构的基本三角如何形成、以及社会继替如何完成，揭示了家庭最主要的功能即通过人口再生产和提供社会化等机制维持社会的继替，对现代社会仍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书中第二章，费老指出了双系抚育的重要性，以保证子女的社会化教育。同时在第八章指出这个教育过程必然会压抑父母爱子女的本性，中国社会因而形成了一个严父慈母的主流分工，导致父亲在对子女教育过程中亲密的缺失。诚然，在当今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并非唯一的选择，虎妈猫爸等新型分工方式频现，但在陈纬、罗敏敏对重庆十位母亲的深度访谈中，配偶缺位和亲密消解导致的母亲单方面的养育压力仍是常态，这种压力使母亲陷于家庭与职场的疲于奔命，失去再生育的意愿。 

 第二个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是生育将影响育龄妇女对个人生活欲望的满足。费老早在《生育制度》第二章中指出，生育是一项“损己利人”的行为，又在第五章指出，婚姻需要夫妇间的长期配合，因而中国青年对于婚姻有了新要求。这种新要求在当代更加明显。沈奕斐在《个体化视角下的城市家庭认同变迁和女性崛起》中指出，青年一代更加重视个人利益和欲望，主张“为自己而活”，而生育带来的新的亲密关系与个人生活的置换，往往使很多育龄妇女难以适应，而保持个人生活的同时，又往往会导致与子女亲密关系的缺失，个人生活与子女亲密关系培养的矛盾，也造成了生育意愿的降低。 

 第三个影响因素是育儿质量与自我认同的关联。费老在书中第九章指出，社会会使用各种方法使得父母觉得子女的成就比自己更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育龄妇女对子女的教育有了更高的期待，认为孩子的发展关乎自身是否成功。陈蒙在《城市中产阶层女性的理想母职叙事》中发现，当代母亲在拥有丰富社会资源的基础上，要高度投入自身情感和智慧去养育一个理想的孩子。《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也对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母亲对于子女的教育“焦虑”已是常态，“鸡娃”现象也见怪不怪，这种育儿质量与自我认同的关联，也使母亲的观念更多转向“少生优育”。 

 提高生育意愿，不能忽略母职与个人生活、社会关系的种种矛盾。费老在书中第五章指出，社会要把夫妇关系的任务减轻，使夫妇不必全面合作，即可以获得恋爱的客观环境。在当代社会，不止要提供给母亲客观的恋爱环境，更需要提供给其客观的生活环境。当前，我国的生育水平总体偏低，鼓励生育是必行的政策选择。张宇昕、陆杰华在对法国经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减轻育儿压力，健全托幼服务体系等做法，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费老也在书中第十一章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人口的探讨要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分析社会的人口容量既要看到正在运行的分工体系，又要看到维持更新的预备机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更有益地探讨人口结构和人口问题。